宝鋆（1807年－1891年），字佩蘅，号锐卿，晚号文靖，满洲镶黄旗人。他是清朝晚期的重要政治人物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在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均担任要职，以稳健务实的作风和深厚的内政才干著称。宝鋆一生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，尤其在洋务运动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与恭亲王奕訢、文祥等人共同推动了清朝的近代化改革，是晚清政局中不可忽视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宝鋆出身于满洲贵族家庭，其家族隶属镶黄旗，世代为官。父亲是曾任兵部侍郎的景寿，家族在京城颇有根基。宝鋆自幼聪颖好学，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，精通满汉文，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。道光二十一年，他考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由此步入仕途。由于他性格沉稳、办事干练，很快在翰林院中崭露头角。
咸丰年间，宝鋆先后担任侍读学士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等职，参与了不少朝政事务。咸丰帝在位期间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清朝陷入内忧外患，宝鋆在朝中主张加强中央集权、整顿吏治，并多次上疏建言军事方略。他的见解逐渐得到咸丰帝的重视，被擢升为军机大臣，开始进入核心决策层。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，宝鋆随扈左右，负责处理部分政务，表现出临危不乱的气度。
咸丰帝去世后，幼帝同治继位，慈禧太后、慈安太后两宫垂帘，恭亲王奕訢成为摄政王。宝鋆与奕訢关系密切，被倚为肱股之臣。同治元年，他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，正式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在这一时期，他与奕訢、文祥、沈桂芬等人共同主持朝政，对内推行一些改革措施，如整顿盐政、兴办新式学堂、支持同文馆的设立；对外则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列强的矛盾，维护清朝的统治稳定。
宝鋆在洋务运动中的最大贡献，在于他积极参与和支持了一系列近代化建设。他力主引进西方技术，兴办军事工业，与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保持密切合作。同治四年，宝鋆支持设立了江南制造局，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工企业之一，为后来的北洋海军和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。他还参与推动了福州船政局的创办，支持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，这些举措对晚清军事和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在政治上，宝鋆以稳健务实著称。他主张在保持清朝体制的前提下，适度吸收西方长处，反对激进的变革，因此被后世视为洋务派中的温和派。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，处理了许多棘手的对外事务，如与列强谈判条约、处理教案纠纷等，虽然未能完全改变清朝被动挨打的局面，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利益。同治十二年，他升任武英殿大学士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级人物。
宝鋆与同僚的关系也颇为复杂。他与奕訢是多年搭档，两人在洋务运动中配合默契，但在一些具体政策上也有分歧。宝鋆对慈禧太后始终保持恭敬，但也并非一味阿谀，有时会提出不同意见。他与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私交良好，书信往来频繁，经常就军务、外交、财政等问题交换看法。此外，宝鋆还提携了不少后进，如张之洞、刘坤一等人都曾受其赏识和举荐，后来成为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。
光绪年间，宝鋆年事渐高，但依然在朝中发挥余热。他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均被朝廷挽留。光绪十年，中法战争爆发，宝鋆虽已年近八旬，仍参与军机处的决策，为前线筹饷调兵。战争结束后，他因年迈体衰，最终获准致仕，退居京城家中。晚年他专注于整理文稿，撰写回忆录，对清史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。
宝鋆在历史上评价较为正面。史书称他“持重老成，通达政体”，是洋务运动初期的重要推动者。他既不像奕訢那样锋芒毕露，也不像李鸿章那样在外交中屡受争议，而是以稳健务实的方式在幕后默默推动改革。后人常将他与文祥并称为“宝文”，认为他们是咸丰、同治两朝最得力的内政大臣。当然，也有批评者认为他过于保守，未能突破清朝体制的局限，使得洋务运动流于表面。但无论如何，宝鋆在晚清危局中尽力维持国家运转，其贡献不可忽视。
关于宝鋆的轶事，民间流传不少。据说他晚年喜欢在家中种植花草，尤爱牡丹，常与文人墨客吟诗作对。他为人谦和，不摆架子，对下属也颇为体恤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官员因失误被弹劾，宝鋆在慈禧面前为其说情，称“年轻人难免有错，应以警示为主”，最终保住了那位官员的仕途。此事在朝中传为美谈，可见宝鋆的胸怀与智慧。
光绪十七年，宝鋆病逝于北京，享年八十四岁。朝廷追赠太保，谥号“文靖”，入祀贤良祠。他的去世标志着洋务派元老时代的结束，此后清朝政局逐渐走向更加动荡的阶段。宝鋆的一生，见证了清朝由盛转衰的历程，他的努力虽未能挽救帝国，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经验与教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