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永吉（1600年－1659年），字修之，号铁庵，江苏无锡人。明末清初政治家、水利专家，官至工部尚书。他以治理黄河、淮河、运河的卓越成就闻名，尤其主持修筑归仁堤、高家堰等水利工程，对清代漕运和防洪体系贡献卓著，被誉为“治河名臣”。其一生跨越明清易代，在动荡中坚守务实精神，成为清初水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。
王永吉出身于无锡书香门第，家族世代业儒，父亲王稷曾为地方小吏，重视子弟教育。他自幼聪颖，熟读经史，尤精于《周易》与水利典籍。天启年间，江南水灾频发，王永吉目睹乡里受灾惨状，萌生钻研水利之志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他考中进士，初授工部主事，自此开启仕途。崇祯帝即位后锐意革新，王永吉因在工部建言修浚京畿河道，被擢升为郎中。然而明末朝政腐败，李自成起义军势如破竹，王永吉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李自成攻破北京后，一度避居乡里，拒绝为农民政权效力。
清军入关后，顺治帝为笼络汉人官员，多次征召前明遗臣。王永吉经友人推荐，于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应召入京，被授予工部右侍郎。他最初谨慎低调，但顺治帝在召见中问及治河之策，王永吉条陈历代治河得失，提出“束水攻沙”之法，深得顺治赏识。顺治四年（1647年），黄河在苏北决口，漕运受阻，王永吉被任命为河道总督，总领黄、淮、运三河治理。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转折点。
在治河任上，王永吉展现出超卓的工程才能。他总结明代潘季驯“以河治河”理论，结合实地勘察，提出“蓄清刷黄”策略，即加固高家堰以蓄淮河水，冲刷黄河泥沙。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，他主持修筑归仁堤，这道堤防西起安徽泗县，东至江苏淮安，全长百余里，有效遏制了黄河泛滥。同时，他疏浚清口（今江苏淮阴西南），使漕船得以顺利通行。顺治九年（1652年），黄河在邳州再次决口，王永吉亲临工地，与民工同食宿，用“埽工”之法以柳条、石块压实堤坝，历时三月堵住决口。顺治帝闻讯大喜，特赐蟒袍玉带，升其为工部尚书。
王永吉的治河功绩不仅在于工程本身，更在于制度创新。他设立“河兵制”，将沿河民众编为专业河兵，平时操练、汛期抢险，改变了过去临时征调民夫的弊端。他还编纂《治河全书》，系统记录黄、淮、运河道图谱及施工细则，成为清代水利官员的必读教材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他因母亲病逝回乡丁忧，途中仍上书建议疏浚通惠河，以解京师漕粮之困。守丧期满后，他重返朝堂，但身体已大不如前。
在人际关系上，王永吉与同僚陈名夏、金之俊等江南士大夫交往密切。陈名夏曾任吏部尚书，因卷入党争被顺治帝处死，王永吉冒险为其收尸，此举虽引来非议，却彰显其重义轻利之风。他提携后进，门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河道总督的靳辅，后者继承其治河思想，在康熙年间完成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。王永吉还与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有往来，曾请教西洋水利器械原理，但限于时代，未能在工程中广泛采用。
王永吉的晚年充满坎坷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他因弹劾河工贪腐案牵连，被降职为太常寺少卿。但他不改初衷，仍屡次上书言事。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他随顺治帝巡视南苑，途中染病，返京后卒于寓所，享年六十岁。顺治帝闻讯惋惜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“文襄”，入祀贤良祠。其墓葬于无锡惠山，乡人立碑纪念。
后世对王永吉的评价颇高。清代学者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称其“治河之才，不在潘靳之下”。民间则流传“王尚书一鞭定堤”的轶事：相传他修筑归仁堤时，用马鞭在河滩划出堤线，夜间便见鬼神沿此线垒石，次日堤坝已成。这则神话虽荒诞，却反映百姓对其治河功绩的崇敬。王永吉的治河思想影响深远，其“蓄清刷黄”原则被靳辅、陈潢等在康熙年间发扬光大，直接推动了大运河的持续运转。他留下的《治河全书》至今仍是研究清代水利史的重要文献。
王永吉一生历经明清鼎革，在动荡中始终以民生为念。他主持的工程不仅保障了漕运畅通，更惠及苏北、皖北数百万百姓。其务实精神与技术创新，在清初百废待兴之际，为帝国奠定了水利基础。今天，行走在淮安洪泽湖大堤上，仍能见到他修筑的条石护坡，这些沉默的石块，正是这位治河名臣最坚实的纪念碑。